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這一重要年份的歲末，經黨中央批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正式出版了。學習這本集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生動性於一體的黨史權威正本，我們的思緒不由得回到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行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難忘歲月。
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歷時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糾正，使黨和國家工作兩年間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困難局面。
在關系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如何在困境中重新奮起的重要關頭，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寫到了復出后鄧小平一系列震世之舉：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推翻“文藝黑線專政論”“教育黑線專政論”，號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斷的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制度得到恢復。1978年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發表並引發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9月，他在東北三省視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主張，為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准備了充分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是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還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開放揭開了序幕，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踏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征程。
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我們深深體會到，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近半個世紀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提供了理論指南，打下了思想基礎，走出了道路開端，確立了制度保障。
吹響改革開放的沖鋒號角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題主線，詳細記載、深刻反映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這段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歷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開放的號角首先從農村吹響。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率先搞起了包產到戶。實行“大包干”后，小崗村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安徽、四川以及其他一些省份，也開始推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責任制形式。對於農村出現的這些改革勢頭，黨內外有些人心存疑慮，擔心這樣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領導同志談話時明確提出：“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一旗幟鮮明的態度，對於打破思想僵化，推動農村改革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后，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也催動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展。從1979年開始，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探索，由初期在8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到一些地方自發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探索，再到許多地方和部門陸續進行內容不盡相同的擴權改革，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鄧小平就鮮明提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解決勞動就業、發展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過程中，他也給予了有力支持。
改革大潮興起，對外開放和興辦經濟特區被提上重要議程。引進和利用外資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步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鄧小平便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表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正是在黨中央的倡導、支持下，引進外資辦企業，推動外商合資辦企業，在我國都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
興辦經濟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歷程中的輝煌篇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濃墨重彩地記述了鄧小平為興辦經濟特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發言中提出：“廣東臨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與廣東類似的想法。黨中央對廣東、福建兩省的想法表示支持。鄧小平明確表態：“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在關於實行特殊政策地區的命名上，也是他一錘定音：“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隨后，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開始興辦。短短幾年間，深圳、珠海這些昔日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建設成生機勃勃的嶄新城市，經濟特區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
在中國興辦經濟特區，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在特區建設艱難推進之際，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地。視察過程中，看到特區建設發展速度很快，呈現出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他欣慰地表示：“看來路子走對了。”視察珠海時，他提筆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后又為深圳補寫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由此，中央作出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的決策。經過幾年努力，我國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格局。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十余年間，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精心謀劃、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他強調，“要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根據這一基本指導思想，中央和國家機關率先啟動機構改革﹔增加地方權力和擴大基層民主﹔提出干部隊伍建設革命化、年